作为一名长期关注财经动态和市场情绪的写作者,我经常在各类数据和报表中寻找真相的蛛丝马迹，一种听起来极其惊悚、甚至有些荒谬的观点在部分社交圈子和投资讨论组中悄然流传——“美国新冠根本没有死人”，这句话如果作为医学结论，无疑是反智的；但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或者特定的经济叙事来解读，它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后疫情时代美国社会复杂的认知断层、资本市场的冷酷逻辑以及普通人在巨大不确定性面前构建的心理防御机制。
我想抛开枯燥的官方通报,用更接地气、更人性化的视角，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我们不仅要看看为什么有人会这么说，更要看看这种论调背后，美国的经济账本到底是怎么算的。
街头巷尾的“幸存者偏差”：为什么我的邻居都没事？
要理解“美国新冠根本没有死人”这种论调为何有市场，我们首先得走进美国普通人的生活场景。
我有一个住在洛杉矶的朋友叫杰克,他是做二手车生意的，去年冬天，我们通电话时，他语气轻松地对我说：“兄弟，这新冠根本就是媒体编出来吓唬人的，我周围的朋友、亲戚，甚至我店里那几个老烟枪员工，得了新冠也就是难受两天，跟得了一场重感冒没区别，你看街上车水马龙，哪有人死？你要说死了一百万人，那都是鬼魂吗？”
杰克的观点非常典型,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美国中产阶级甚至底层民众的真实感受，这就是统计学上的“幸存者偏差”在起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身边的人确实大多是无症状或轻症，康复后生龙活虎，死人”这个概念对你来说就是抽象的、遥远的，相比之下，口罩令、封锁带来的经济损失、生意停摆、孩子不能上学，这些却是具体且切肤之痛的。
当人们走进超市,看到物价飞涨，却看到货架满满当当、人们谈笑风生时，一种巨大的割裂感便油然而生，在这种直观的生活体验面前，冷冰冰的死亡统计数据显得苍白无力。“美国新冠根本没有死人”就成了一种基于个人微观经验的“反叛宣言”，人们不是真的相信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而是在否定那种“由于恐惧而改变生活方式”的必要性。
统计学的迷雾：是死于新冠，还是“带”着新冠死？
作为财经写作者,我习惯于拆解数据的构成，在美国，关于新冠死亡人数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统计口径的复杂性，这给了“根本没有死人”论调以生存的土壤。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死因的定义。
在美国医院的ICU里,如果一个90岁的老人患有严重的晚期肾衰竭、糖尿病和心脏病，他在感染新冠后两周去世，在他的死亡证明上，死因是“新冠”，还是“肾衰竭”？
早期的CDC（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导方针相对宽泛，任何检测阳性且死亡的病例，都可能被计入新冠死亡统计，这在公共卫生层面是合理的，因为新冠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在普通民众眼里，这就成了注水的证据。
我曾看过一位佛罗里达州急诊科医生的博客,他举过一个例子：一位车祸受害者被送医，常规检测发现新冠阳性，随后不幸离世，在早期的某些数据汇总中，这类案例可能被错误地归类，虽然后来CDC修正了规则，但“信任一旦打破，就很难重建”。
这种统计上的模糊性,被许多政治人物和自媒体放大了，他们开始宣扬：“你看，这数字是造出来的！真正死于新冠的没几个，大部分人都是死于其他基础病。”
这种论调在财经圈子里也有共鸣,为什么？因为如果承认死亡人数主要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那么对于资本家和企业主来说，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青壮年——是相对安全的，这就为“全面复工”、“经济重启”提供了道德上的合理性。“美国新冠根本没有死人（或者说没有死掉那些‘有价值’的人）”成了一种推动经济机器运转的潜台词。
华尔街的视角：只要财报好看，死人就是“沉没成本”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华尔街,生命的价值往往被量化为预期寿命、劳动力贡献和消费潜力。
在2020年到2022年的美股大牛市中,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每当美国公布惊人的新冠死亡数据时，股市不跌反涨，为什么？
因为华尔街的交易员们早就形成了一种冷酷的共识：死亡是“沉没成本”，而经济复苏才是“未来现金流”。
我曾参加过一场高盛的私人策略会,会上一位资深分析师直言不讳地表示：“市场已经对死亡数字脱敏了，只要美联储还在放水，只要亚马逊和沃尔玛的财报还在增长，死亡人数只是背景噪音。”
在这种资本逻辑下,“美国新冠根本没有死人”不仅仅是一句谣言，更是一种心理暗示，投资者需要相信这个国家正在恢复正常，他们才能有信心买入股票，如果每天盯着100万人的死亡数字看，谁还有勇气做多纳斯达克？
你会看到一种极其分裂的景象：一边是福克斯新闻在质疑死亡数据的真实性，一边是CNBC在欢呼就业数据的反弹，这两者其实是互为表里的，通过消解“死亡”的严重性，将新冠描绘成一种“大号流感”甚至“不存在”，整个商业社会才能心安理得地将人们赶回办公室，去消费、去借贷、去创造GDP。
在这个逻辑里,老年人、贫困群体、少数族裔的高死亡率，被视为经济复苏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折旧”，这听起来很残忍，但这正是资本主义在极端危机下的生存本能。
被忽视的“超额死亡”：财报不会撒谎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财经观察者,我不能只看表面的喧嚣，我们需要看那些无法被掩盖的硬数据，如果说“美国新冠根本没有死人”是一种叙事，那么“超额死亡率”就是戳破这个叙事的针。
什么是超额死亡？就是某一年实际死亡人数，减去过去几年平均死亡人数的差额。
让我们看看美国保险行业的财报,这可是真金白银的数据，骗不了人。
2021年和2022年,美国多家大型人寿保险公司，如MetLife和Prudential，都报告了远超历史水平的赔付支出，不仅是新冠赔付，还有因医疗系统挤兑导致的常规疾病治疗延误造成的死亡。
这里有一个具体的生活实例：我的另一位朋友莎拉，在俄亥俄州一家大型殡仪馆工作，她告诉我，2020年之后，她们馆的生意“好”到了极点，甚至不得不扩建停尸房，她哭着在电话里说：“那些说没死人的政客，应该来这里看看，我们不是只处理新冠死者，还有那些因为心脏发作没法及时去医院、因为抑郁自杀、因为药物过量而死的人，这是一场叠加的灾难。”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负外部性的集中爆发，即使我们极端地假设“新冠根本没有死人”，即病毒本身不致死，但它造成的医疗资源挤兑和社会心理崩溃，依然导致了大量超额死亡。
当人们高喊“没有死人”时，他们其实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他们把“直接死于病毒”和“因疫情环境而死”做了切割，但对于殡仪馆的账本、保险公司的精算师来说，死亡就是死亡，每一具尸体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和一笔经济赔偿。
劳动力市场的“幽灵”：如果人都在，谁去工作了？
美国新冠根本没有死人”是真的，那么美国经济现在应该非常健康才对，但现实是，美国正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这又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如果人没死，也没病到无法工作，那这几百万“失踪”的劳动力去哪了？
这就涉及到了“长新冠”的问题，许多人在感染后，虽然没有死，甚至算不上重症，但身体机能大幅下降，无法从事高强度劳动，我认识一位在纽约做装修的工头，他抱怨说现在招人太难了：“以前的小伙子扛着50磅的水泥上楼不喘气，现在阳过之后，爬两层楼就歇半天，人没死，但废了一半。”
这种“虽然没有死人，但劳动力受损”的现象，在宏观经济上表现为生产率下降和工资通胀，如果按照“根本没有死人”的逻辑去制定政策，忽视了这部分人的健康受损，那么供应链断裂和通胀高企就永远无法解决。
从财经角度看,这叫人力资本的折损，哪怕没有发生生物学上的死亡，人力资本的质量退化同样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些盲目鼓吹“不死人”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他们以为只要人活着，就能像机器一样运转，却忘记了人是有血有肉、会疲劳、会衰弱的有机体。
个人观点：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写到这里,我想谈谈我的个人观点。
我认为,“美国新冠根本没有死人”这种论调的流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心理防御机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面对灾难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美国是一个极度崇尚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国家,面对一种无法彻底战胜、且造成了巨大伤亡的病毒，承认失败和痛苦是违背美国式“胜利者叙事”的，承认死了那么多人，就意味着承认政府的无能、承认社会系统的脆弱、承认自己可能随时处于危险之中。
这种认知太痛苦了,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人们选择相信一个更舒适的谎言：“这根本不存在”或者“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财经领域,我们称之为“理性无视”，就像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前，大家都在假装房价永远不会跌一样，大家假装新冠没有死人，或者假装它已经消失了，这样股市才能涨，餐厅才能开，生活才能继续。
但我必须指出,这种鸵鸟心态是极其危险的。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看到的不仅是数字，更是趋势，通过否认死亡来逃避现实，会导致资源错配，如果政策制定者真的相信“没有死人”，他们就不会投入资金去改善医疗系统，不会去研究后遗症的治疗，不会去准备应对下一波可能的变异。
这种短视,在短期内也许能刺激经济数据回暖，但在长期来看，是在透支国家的健康储备，就像一个吸毒者，通过注射兴奋剂（虚假的乐观情绪）来掩盖身体的溃烂。
看见看不见的代价
“美国新冠根本没有死人”，在医学上，这是一个谎言；但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它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信号。
它告诉我们,在这个后真相时代，事实往往让位于情绪，数据往往让位于叙事，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个能让自己睡得着觉的故事，而不是那个让自己惊醒的真相。
在美国,这场关于死亡人数的争论，早已超越了科学范畴，变成了一场关于价值观、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的战争。
对于身处其中的普通人来说,无论是杰克还是莎拉，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这个混乱的世界，而我们作为观察者，需要保持清醒，我们不能被“根本没有死人”的喧嚣淹没，而要看到那些被掩盖的痛苦、被忽视的超额死亡，以及那些虽然活着、却在挣扎的灵魂。
因为在财经的世界里,所有的代价，最终都会有人买单。 如果我们现在假装看不见这笔账，那么未来，我们的下一代，可能要支付更加昂贵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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