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天成(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南唐李煜对词作在文学史上地位提升的贡献有哪些

1、富国天成(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南唐李煜对词作在文学史上地位提升的贡献有哪些？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事实上，后主李煜词作中流露出的庄严阔大的忧患意识以及为读者提供的高远广阔的想象空间，就已经超越了单纯描绘美女爱情的香艳秣丽的花间词，从而具备了更为深沉的境界和更加丰富的内涵。

李煜在这些抒写春恨秋悲、离情别怨的小词中注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和社稷之忧，大大拓宽了词的情感空间，更凸显了词的抒情性，使得这些原本在歌楼妓馆由歌儿舞女演唱消遣的艳歌小词，一下子具备了不同以往的扩大境界和深邃意蕴。

李煜的生平简介

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北宋建隆二年(961)继位，史称南唐后主。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大国，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共历三主，先主李昇时国势强盛，一度管辖今江苏、安徽淮河以南和福建、江西、湖南及湖北东部大片地区，至中主李璟后期国势渐衰。

李煜即位后，北方的后周政权已被北宋取代，赵匡胤野心勃勃，欲图统一，先后灭掉了荆南、后蜀、南汉等国，对南唐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面对来自北宋的压力，李煜一方面对自己小朝廷的存亡感到忧虑不安，每年不得不向北宋进献大量的金银贡物以讨取宋太祖的欢心，致使府库空虚，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却又浮华奢侈，极尽享乐，终日在深宫中歌舞饮宴、纵情声色。

其在位 15 年，既不关心百姓的疾苦，也不整顿军备，只图一时之苟安。然而，宋太祖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赵匡胤语），开宝七年（974），北宋曹彬举兵南下渡江，围困金陵，次年城破，李煜肉袒出降，做了俘虏，被押送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封以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的虚衔，在囚禁中度过了三年“以泪洗面”的日子。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命人用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其为吴王，葬于洛阳北邙山，李煜时年仅 42 岁。

李煜诗词艺术风格

李煜在政治上固然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但他同时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子，不但工于书法，擅长绘画，精通音律，而且在诗、词、文各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其中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其词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南唐亡国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的词主要以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为主，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更漏子》（金雀钗，红粉面）、《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等。也有一些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阮郎归》（东风吹水日衔山）、《清平乐》（别来春半）、《长相思》（一重山，两重山）等；

后期的词则更多地是表达对故国的怀念和抒发亡国的哀痛，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等。

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

李煜是南唐的末代皇帝，在五代十国诸雄割据的动乱时代，他既无并吞天下的雄图大略，也无继承父祖基业的守成之才，终至亡国被俘，客死他乡。李煜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对书法、绘画、音律、诗文等均有一定的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其词感情真挚细腻，风格委婉伤感，语言清新自然，在题材与意境上均突破了传统“艳词”的窠臼，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李煜词的出现扭转了晚唐五代“花间派”无病呻吟、雕章镂句的形式主义词风，为词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李煜为分界线，在此之前，大多数词人的作品其主要题材都是男女之情，即使要表达自己的志向，也会用女子在闺中等待情郎的手法来表现，似乎很少有人直白的写出自己所想，总是要拐一个弯、委婉一点。李煜作为一国之主，前期的风格与此没什么不同，但到了后期，经历了许多之后，他在表达愤懑，怀念旧国时，不再局限于仅仅使用比兴手法，借助男女之情才能抒发，而是直抒胸臆，开创了新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出现是对词坛的一种变革，让词人们摆脱了很多限制，同时对后期豪放派的出现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煜在中国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李煜以帝王之身从事词的创作，于五代词坛独擅风华，“以国君而擅词手，秀压江东”。李后主的词既不同于先前花间词派的温庭筠、韦庄，又异于当时的李璟、冯延巳，可谓词苑之异卉奇葩。词体于枝叶未备的勾萌期便早熟于后主之手，跳脱出一味倚红偎翠、遣兴娱宾、流连风月的狭窄词境，而抒发深沉的人生感慨。李后主词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巨大，“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后世甚至推李后主词为“宋人一代开山祖”、“词中之帝”。

在中国词史上，李煜词上承晚唐，下开两宋，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2、他对近现代流行书风有什么推进作用？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又迎来了新一批将要斩首的人，他们即将要葬身于鬼头刀下，然而这六个人毫无畏惧，面带从容，甚至发出了“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的呼声。只不过他们还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因此感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这六个人正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当时清廷给他们定下来的罪名是蓄意谋反，因此无论是当时哪位朝中大臣，甚至李鸿章亲自出面，都没办法保住这几个人的性命。这六个人铁定是要被杀了。他们真正的罪因当然不是谋反，而是发动了维新变法，但是维新变法一事，还真就不能全把“功劳”算在这六位先生的头上，要说鼓吹变法呼声最高、动作最大的，还要南海先生康有为。

但是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之时，康有为这个“领导者”又在哪里呢？原来他早就听闻风声，准备逃到日本去了，但是在他看来，这并不算是“逃”，因为他声称自己带着皇帝的“衣带诏”，自己只不过是奉行皇帝命令，到日本继续搞革新运动去了。但是这个说法非常牵强，也难以考证，所以，康有为在历史舞台上的一次大型表演，就这样以一种略带讽刺意味的结局而告终，至于其行为到底如何评价，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但是，康有为在我们印象中，尤其是在其他领域，却有着另外一种形象，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曾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

在陈玉龙教授看来，康有为已经达到了和我们近现代熟知的书法大家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同样的地位和成就了，可见其艺术造诣的不浅薄。

那么到底康有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的为人思想又和他的书法理论主张有何联系？

康有为并不是出生在一个普通之家，而是一个传统氛围浓厚的大家庭，他在早年间接触西方思想，于1888年借赶考之际，向皇帝提出申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也是康有为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露面。

纵观康有为一生，有三件大事是可以总括他青年、中年、老年的。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组织公车上书；中年鼓吹维新变法；晚年与张勋一起鼓吹复辟。康有为一生的仕途演变轨迹就这样完整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你会很惊奇的发现，处在历史中的人总会显得那样矛盾，一方面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的洗礼，并且主张维新变法，按理说这是进步的表现，为什么到了后来，当世界上大部分君主制都已经废除殆尽之际，他们又开始鼓吹君主复辟了呢？

同样的矛盾，也可以在他的书法中得到印证。他书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就是那本著名的《广艺舟双楫》。《艺舟双楫》这本书是清代包世臣所写的，但显然，康有为并不满意包世臣的做法，而是觉得包世臣涉猎太少，所以他又重新写了一本书，虽然也叫《艺舟双楫》，但明显比包世臣要“广”很多。

《广艺舟双楫》虽然看起来很“广”，但是他的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卑唐”，即贬低唐朝书法、贬低帖学书法，鼓吹碑学书法。

在这本书中，你仍然可以看到一个旧式知识分子的矛盾和复杂。

在涉及到魏晋时期的书法家时，康有为处理的非常巧妙，他不言“钟张羲献”在帖学方面的开拓意义，也并没有一开始就把他们纳入帖学书法的范畴，而是对他们采取肯定的态度。

但是这种“肯定”，康有为侧重的点并不是对于他们“帖学”因素的肯定，而是对于其“碑学”方面的肯定，尤其是他们通过“学碑”之后书法的发展变化上。

比如这段对于王羲之学习经历的评价，就颇耐人寻味：

右军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又于从兄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今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南、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李仲璇》、《曹子建》等碑显用篆笔者无论。若《谷朗》、《郛休》、《爨宝子》、《灵庙碑》、《鞠彦云》、《吊比干》皆用隶体。

这段话看起来是对王羲之的肯定，但是言谈之间却否定了王羲之。康有为所肯定的“王羲之”，是那个“于众碑学习焉”的王羲之，后面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而他否定的，是学习帖学书法的“王羲之”，是未能“改本师”的王羲之，这两点是康有为所摒弃的。

但是，这一情况一旦遇到了唐代书法家身上，就不会这么含蓄委婉的否定了。而是直接亮明否定的观点，比如在对欧阳询的评价上，康有为这样写道：

吾尝有诗曰：“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

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其实可以知道很多信息。

第一，对于书法好坏的评价标准，康有为显然是以魏晋时期的书法为标准的，那么这也就从另外一个侧面为我们解答了为什么康有为敢于否定唐朝书法，而不敢否定魏晋，因为魏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太特殊了，他否定不了，所以只能通过否定魏晋书法中书法家学习“帖学”的那一部分，然后间接的加以否定魏晋，就和我们前面说的否定王羲之的书法一样。

第二，对于唐风，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他对欧体、隋风的理解，来推测一下。

这句话里，前半部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欧体盛行无魏法”，就是在否定欧体，而欧体就是欧阳询。对于隋人书法，他认为有“唐风”，但是他对隋朝并不是很赞许：

何朝碑不足取，何独取于隋？隋碑无绝佳者，隋人无以书名冠世者，又何足取……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

这段话字里行间都是对隋朝书法的否定。可见，对唐朝书法的态度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通过对《广艺舟双楫》的分析，基本上可以看到康有为书法矛盾的一面，尤其是他对魏晋的态度上，魏晋本来就是帖学书法的源头，是帖学书法的代表，但是他为了显示自己“崇尚碑学”的理念，只能加以否定。

同样的心态，如果把这一点用来理解他对于社会制度的看法、他对君主制度的迷恋上，情况就很显然了。

康有为并非不是不想要使得社会发展、进而进行制度创新，而想要的创新，不是对旧制度的完全否定，而是加以改良，加以利用，既要保持其原有面貌，但是又不能完全抛弃旧的东西。

这看似非常合理的想法，实际上导致了他对君主制度畸形的迷恋，以至于后来清廷早就灭亡之后，他还要和张勋一起复辟，这也就让他越来越不合时宜，从一开始睁眼看世界、拥抱新事物的革新派，变成了一个抱残守缺的保守之人。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称：“光绪十四年（1888年），乃发愤上书言，极言时危，及时变法……朝士大攻之……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居徙之汗漫舫，老树漫天，日以汉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及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

这段话跟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这是康有为年谱里面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他交代了自己创作整本《广艺舟双楫》的背景。公元1888年，正是他前往北京顺天府参加科举并且鼓动当时举子公车上书的时间。但显结果并不理想，所以一腔变革锐气的康有为只能把这股冲动带到书法界，以书法作为他变革的“试验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艺舟双楫》的创作，带有很明显的“抒泄”色彩，只是他政治理念的依托和变形，至于其中到底有多少艺术的考量、思辨，其实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对于后世而言，康有为到底是处于何种目的、何种意图来创作《广艺舟双楫》，已经显得不重要了，它带有创新色彩的崇碑理论，已经对我们现实的书法生态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近些年来随着一系列考古成果的出土，越来越多的碑学书法被人们重新发现，碑学审美也一度成为书坛主流，尚奇崇怪也成为人们在书法中表现的风格，康有为书法理念带来的冲击感一直还在继续，但是这对于书法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和贡献，是摧毁书法的利器，还是推进书法发展的良药，我们现在还无法得出一种确定的结论。

但是毫无疑问，书法的创新力和表现力正在因此而增强，传统帖学书法束缚下的馆阁审美也在逐步瓦解消散，这对于艺术创作自由度的拓展来说，应该是一个好的趋势吧。

但对于康有为而言，就在他决定发动公车上书的那一刻，他心里或许涌起千万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多多少少只是一种虚无的理想主义，而他失败的结局，早就在《广艺舟双楫》里面，在那些看似、非常矛盾的描述中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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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同历史有哪些名人？

盘点山西大同十大历史名人，你认识几位？

1、薛氏三兄弟，明代，山西大同府天城卫有薛氏三兄弟，他们分别务农、做官和经商，各尽其业，最后成为当地著名的大户。薛氏一家，长兄务农，三弟经商，以资助老二读书。老二登进土第，得授高官。这种耕读商的家庭，反映了明代山西商人家庭结构的一个特点。薛氏始祖薛士秀，约明初从戎河曲，后定居大同府天城卫。薛士秀生薛镇，镇生薛庵。庵生四子，即薛春、薛云、薛雨、薛雷。薛春生二子，长子薛经，次子薛绮。绮生三子，即此处所说的长子薛某（佚名）、次手薛纶，三子薛缨。

薛纶从小聪颖，记忆尤其过人。少年时同长兄一起在私塾读书，兄尚未读完一句，纶已目数行，兄再读时，纶已熟记，背诵如流。薛纶才思敏捷，数百言文章可立刻成就，且文藻秀美。长兄对薛纶的才华深为佩服，便放弃学业，继承父业屯田耕作，资助薛纶读书。薛纶在长兄自我牺牲精神的鼓舞下，越加奋发读书。终于在隆庆二年（1568）登进士第，进入仕途。万历十年（1582），任陕西按察司副使。不久，辞官回籍。有人很惋惜他的离职，薛纶说：“我有幸继承先辈之产业，兄耕弟贾，助我求学，才有今日之位，我愿已足矣！”

薛纶弟薛缨是两淮盐商。明中叶，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商人在边疆屯田纳粮换取盐引的开中制度，渐被纳银的折色制度所代替，盐商也分化为边商和内商。边商专纳米、豆、草束，依靠贸易盐引谋利。内商则坐场掣盐，进行交易或转售他人。由于内商处在支配盐的运销的地位，获利多，资本增殖快。所以，山西、陕西、安徽等地的大盐商，纷纷寓籍淮安、扬州，薛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定居扬州的。薛氏家产五世没有分开过，是由兄弟共同经管。自从薛缨经商两淮在扬州置产后，薛家在大同和扬州两地都有家产、人口。为了照管两地的子弟、田宅、奴婢等事，薛纶辞官后，经常往返于大同和扬州之间。可见，薛氏当时在大同和扬州的产业已相当可观。

2、武明皇后娄昭君（501-562年），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人，鲜卑族，北齐奠基人高欢的妻子，北魏真定侯娄提的孙女，赠司徒娄内干之女，北齐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的生母。

平日柔顺勤俭，谦卑自守。亲自纺织针补，视姬妾所生诸子均十分慈爱，不异己出，对诸子每人必赐一袍一裤。时常向高欢进言，有才必用，不能以私废公。处事能够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高欢受封渤海王后，娄昭君为渤海王妃。高欢死后，长子高澄继任其位，娄昭君进封渤海太妃。550年，次子高洋称帝，尊娄昭君为太后。559年，高洋去世，太子高殷继位，尊娄昭君为太皇太后。560年，娄昭君废黜高殷，改立六子高演为帝，娄昭君再度为皇太后。561年，高演去世，娄昭君立九子高湛为帝，仍为皇太后。562年，娄昭君去世，与高欢葬于义平陵，谥号神武明皇后。

3、独孤信（502年－557年），本名独孤如愿，字期弥头，鲜卑族，云中（今山西大同）人，西魏、北周将领，八柱国之一。

独孤信容貌仪表俊美，善于骑马射箭。初为葛荣部下，葛荣失败后，投归尔朱荣。随孝武帝西行，授爵浮阳郡公。西魏建立后，独孤信任卫大将军、都督三荆州诸军事、大都督、荆州刺史等职，用以招抚被东魏所占据的荆州的百姓。之后大败东魏弘农郡守田八能、都督张齐民、刺史辛纂，于是平定三荆。不久，东魏又派高敖曹、侯景等率军突至。独孤信认为敌众我寡，率部逃到南梁，在南梁居住了三年。大统三年（537年）才回到长安。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有损国威，便上书请求治罪，得到了西魏文帝元宝炬的宽宥，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衔，使持节、仪同三司和浮阳郡公的官爵照旧。

后随丞相宇文泰收复弘农，攻克沙苑。率军与冯翊王元季海进入洛阳。颍、豫、襄、广、陈留等地相继诚心归附。大统六年（540年），东魏侯景侵犯荆州，宇文泰命其与李弼出兵，侯景撤军后，独孤信担任大使，抚慰三荆。北周建立后，升任太保、大宗伯，晋封卫国公，食邑一万户。赵贵被处死后，独孤信以同谋罪被免职。不久，被晋公宇文护逼迫在家中自尽，时年五十五岁。

4、王遵文，官员。字艺庵。大同市灵丘县城小西关村人。其父王思祖，为清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王遵文在私塾就学，咸丰九年（1859），赶赴太原访求高师。他写了一篇文章，转呈主持晋阳书院的田京卿过目。田读后赞不绝口，便收纳王遵文于门下，于是王遵文学业大有长进。咸丰十一年（1861）任太学。同治元年（1862）开科考试，他以小京官的职务在刑部任职。当时与稷山县王念堂、朔县的王向甫、定县的王镜逸在北城被称为“山西四王”，均以才德超群，受到上司的青睐。

5、徐化溥，男，字云山，号云门，自称云门山人，明末清初阳和卫人（今阳高人），顺治年间贡生，明末清初地方著名学者。清朝顺治初年（1644-1661），大同府历经“姜变”移驻阳和，

世居阳和城内的徐化溥更加显露出来。在阳和府衙为官的曹秋岳（名溶，浙江嘉兴人，曾任职阳和兵备道）、魏环极（名象枢，直隶蔚州人，官至刑部尚书）等人，都是当时名著学界的人物，与徐化溥交谈后，不由得惊叹阳和小城竟有如此高士。从此，徐化溥的名气更大了。其间，徐化溥被阳高卫及大同府推举为岁贡，还被聘请在阳高卫县学担任教师。顺治七年（1650），知府胡文烨计划撰修《云中郡志》，熟知当地情况又学识渊博的徐化溥应聘并最终成为顺治《云中郡志》的主要执笔者。

6、王家屏（公元1535年——1603年）字忠伯，号对南，山阴县河阳堡人，曾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予机务，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致仕归里。所以，在雁同、朔州地区民间以“王阁老”相称。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家屏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不久，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辅助朝政。王家屏执阁六年，时间虽短，但给当时朝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贪权武断，“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扰”（《明史》）；他恪尽职守，“每议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随”；他注意处理同内阁诸臣关系，与同僚们和睦相处。万历十九年（1591年）秋，出任内阁首辅。他老成谋国、施政严谨、品格高古，然而既不遇时，也不遇主，昏暗腐败的君主粉碎了他的“尧舜之臣”美梦。王家屏并有著作传世：一种是收入《四库全书》的《王文端公集》十四卷；另一种是《复宿山房文集》四十卷。

7、毕士安（938年—1005年11月14日），本名士元，字仁叟，一字舜举。代州云中（今山西大同）人。

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进士。宋太宗太平兴国中，为监察御史，出知乾州。淳化二年（992年），召入翰林为学士。宋真宗即位，权知开封府事。咸平中，复为翰林学士，以目疾出知潞州，又入为翰林侍读学士。景德元年（1004年），进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拜平章事。澶渊之战时支持寇准，力主真宗亲征。景德二年（1005年）卒，年六十八，谥文简。有文集三十卷，今已佚。《全宋诗》录有其诗。

8、曹文诏（？—1635年），山西大同人，勇毅而有智略。明朝崇祯年间将领，号称第一良将，官至总兵。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功勋卓著。崇祯八年（1635年），在湫头镇之战中因寡不敌众兵败自尽。

死后，明王朝追赠其为太子太保、左都督。

9、拓跋珪（公元371年8月4日—公元409年11月6日），又名拓跋开、拓跋什翼圭、拓跋翼圭，字涉珪，鲜卑族，北魏开国皇帝。

公元376年，拓跋珪被其母亲贺兰氏携走出逃。

公元386年，16岁的拓跋珪趁乱重兴代国，即位称代王。又在当年四月定国号为“魏”，是为北魏，改元“登国”，

公元398年，他将国都从盛乐迁到平城，并称帝。他即位初年，积极扩张疆土，励精图治，将鲜卑政权推进封建社会。晚年则好酒色，刚愎自用，不团结兄弟，导致在公元409年的宫廷政变中遇刺身亡，终年仅三十九岁，在位二十四年。

其子拓跋嗣登位后，于公元410年（永兴二年）谥拓跋珪为宣武皇帝，庙号烈祖，公元420年（泰常五年）才改谥为道武皇帝，公元491年（太和十五年）改庙号为太祖。

10、曹变蛟（1609－1642），山西大同（今山西大同市）人，明朝名将曹文诏之侄。身怀勇力，少年即随曹文诏在军中效力。为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平定多次暴乱，很受天子器重。先后被任命为参将、副总兵、都督佥事、左都督、总兵官。时称曹文诏和曹变蛟为大明朝的大小曹将军，统兵有方，敢战敢为，为抵抗满清异族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崇祯十五年于松锦大战壮烈殉国。此役，明军大部崩溃，诸军皆逃，唯变蛟亲率部下冲后金军大阵，直抵皇太极中军，箭射后金大纛，吓敌酋使其中军后退里许，惜大势难挡，终因势孤力穷，兵败并俘，不愿投降后被后金残杀。